《中国日报》编者按：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在于其将政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这在全球范围内树立了榜样。本报邀请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员，美籍专家哈维佐丁；北马其顿圣基里尔·麦托迪大学哲学学院，安全、防务与和平研究所，国际关系与和平研究的全职教授（终身教授）万科夫斯卡；中国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湘潭大学纪检监察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吴建雄教授三位专家一起分享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美籍专家哈维佐丁在《一个世纪的历程证明了中国的选择》一文中指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这个曾被蔑称为“东亚病夫”的国家，正深陷百年屈辱的泥沼。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重回全球重要领导者的行列。我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中国，亲眼见证了这一复兴历程——中国之所以能再度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以严格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革新，从而始终赢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
万科夫斯卡发表《中国共产党的高效和民主》一文中指出，值此中国共产党又一个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我以敬畏之心回望其百年征程。当西式多党民主逐渐暴露制度性局限、未能兑现“普世价值”承诺时，许多人，尤其是亲历过历史变迁的一代开始重新审视：我们是否曾被某种“唯一正确”的叙事遮蔽了视线？对年轻一代而言，这一反思更为艰巨：他们的认知长期被西方宣传塑造，被灌输着“别无选择”（TINA）的单向逻辑。
中国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湘潭大学纪检监察研究院院长吴建雄教授发表《自律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一文。
文章指出，当前中共正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一些外部观察人士可能会质疑中国为何发起这样的运动。然而，这八项规定，包括勤勉与杜绝浪费，蕴含了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诀。中共的成功是多方面的，而成功的关键在于党的持续自我修正机制和官方遴选程序：遴选合格、称职、忠诚和有才干的官员。这些机制确保了党的领导层保持诚实、真诚和负责的态度，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坚定领导者和组织者。简言之，自律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
文章指出，从党的持续自我修正机制和官方遴选程序的内容看，这一机制涵盖党内巡视、反腐制度、党校体系与领导干部轮岗制及其对政策更新与制度弹性的作用等方面。一是党内巡视，通过对领导干部政治表现、履职情况、廉洁自律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问题、传导压力，为选拔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提供精准依据，推动形成良好选人用人导向通过常态化政治监督，对领导班子履职情况与政策执行偏差进行深度检视，形成问题清单与整改建议，直接为中央政策动态调整提供实证依据。二是反腐制度，以法治刚性构建权力运行边界，既通过建立党内法规体系和反腐败法规体系，并依法依规细化为政令执行的红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把惩治威慑、制度防范、自我约束结合起来。通过以案促改机制推动政策漏洞修复，以完善决策流程规范，展现其以制度纠错功能，发挥精英培养选拔适应性和“防护网”作用。三是党校体系，通过理论教育与实践研讨平台，为精英培养选拔政策创新提供思想储备。各级党校在干部培训中设置政策模拟推演、治理案例研讨等课程，引导学员从理论高度审视现行政策效能，形成为中央政策修订的参考样本，扮演着政策更新“智囊库”的角色。四是领导干部轮岗制，通过跨区域、跨部门任职，使干部在多岗位实践中积累政策执行的差异化经验。如经济发达地区干部轮岗至欠发达地区后，将产业扶持政策的本地化调适经验反馈至政策制定层，推动形成“分类指导”的政策优化思路，成为制度弹性的“转换器”。
文章指出，从中共持续自我校正与精英的选拔培养机制的形态看，其表现为通过“政策试验—地方反馈—全国推广”的基本特征。政策试验，就是通过选定典型地区开展干部选拔培养政策试点（如新型考核机制、培训模式）。地方反馈，就是系统收集地方实施中的成效数据与问题反馈。全国推广，就是经中央层面总结提炼后将成熟经验转化为制度规范，在全国范围内分层分类推广应用，使体制在“试验-反馈-优化-推广”的循环中实现干部选拔培养机制的迭代升级，形成从实践创新到制度固化的系统性学习路径。如广东省委党校联合深圳前海开展 “区块链 + 干部教育培训” 试点，利用区块链技术建立干部学习档案不可篡改系统，将线上课程完成度、研讨发言质量等数据上链存证。中央党校在总结试点经验时，针对 “技术应用与培训内容脱节” 问题提出优化方案并发布《全国干部教育培训数字化转型指导意见》，将广东试点的 “学习过程区块链存证”“培训效果智能分析” 等机制纳入全国党校系统建设标准，推动干部教育培训从 “线下为主” 向 “数智融合” 转型。
文章认为，中共长期演进的精英选拔机制与西方“民粹化、政治极化”精英选拔形成鲜明对比。在选拔标准上，西方受民粹思潮影响，以“反建制”话语、街头动员能力和意识形态站队为核心标准，忽视专业治理能力。中共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以政治素养、专业能力、实践实绩和群众公认度为根本依据，通过制度化考核确保选拔质量。在机制设计上，西方政治极化导致选拔机制碎片化，政党以意识形态划界，排斥中间派，形成“否决政治”，缺乏跨领域协作考量。中共构建“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通过党校培训（理论武装）、基层锻炼（实践打磨）、轮岗交流（多岗位历练）等系统化培养，注重干部综合能力与治理经验积累。在价值导向上，西方精英选拔服务于短期选举利益，通过迎合部分群体情绪获取选票，导致政策反复，加剧社会分裂。我国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选拔培养着眼于国家发展全局与长治久安，强调干部对党的事业和群众利益的责任担当。在实践逻辑上，西方民粹化催生“反精英”思潮，精英选拔陷入“体制外冲击体制内”的对抗逻辑，削弱治理效能。我国通过党内巡视、反腐制度等机制强化监督约束，将优秀人才纳入制度化选拔轨道，在“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中实现精英与群众利益的统一。西方模式是代议制民主在社会分裂下的异化产物，核心是政治利益博弈；我国机制则植根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以制度化、专业化路径锻造服务国家治理的干部队伍，体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文章认为，中共持续自我校正与精英的选拔培养机制，通过党内巡视、反腐制度、党校体系与领导干部轮岗制和“政策试验—地方反馈—全国推广”，实现了“监督-约束-教育-实践”的协同联动，构建起政策更新的闭环系统。即：巡视发现政策执行偏差，反腐制度筑牢底线要求，党校体系提供理论创新支撑，轮岗制收集多元实践反馈。通过“政策试验—地方反馈—全国推广”的实践路径，推动精英培养机制在动态调整中保持弹性，实现政策供给与治理需求的精准匹配，确保精英选拔培养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同频共振，为强国建设和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人才资源保障。
来源：法治反腐研究公众号
责编：夏亚 郭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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